今天正好是5月23号，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做总结的那天。那个座谈会开了3个礼拜，不到1个月。5月2号做的开场白，5月23号做了这个总结。我刚才打车来的路上，拿着这个“讲话”在那读，司机一看很奇怪。多少年没看有人拿毛选了。我上次来讲也拿了这本。我拿着这个讲话，一边温习找找这个感觉。

“讲话”的内容，我们中文系的都比较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讲话”的基本内容，但是那时候说实在的没怎么往心里去，因为觉得他讲的特别简单明了，大道至简，我们没有去想这个大道，总往简的方面去想，觉得这个很朴实的道理没什么可琢磨的。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很轻易的把它给抛弃了。

80年代我们一上大学，就去学高深的文艺理论，主要是西方的，一进大学就读克罗齐，从《拉奥孔》开始一路读下来。我现在觉得很多人是歧路亡羊，在小道上奔跑，奔跑奔跑就忘了这个大道。到了90年代，万流归海。发现老毛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说一千道一万，他又总结回来，由于他是面对那些人，对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来讲啊，他们不可能采取那种学术研讨会的方式。他这个“讲话”本身就是简洁明了的。我们不能说这个“讲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很多细节，他讲的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大问题，我觉得是有一个当下针对性的。我也不断地反思这个大问题。一个就是立场问题，就是重提我们今天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讲的是文艺，我想可以扩大到文化工作。我们做的整个文化工作，包括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毛强调四种人。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没有忘记知识分子，没有忘记市民。我们今天这个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今天这个环境有什么变化？今天我们的文化工作，总体上不是为工农兵的，已经明显发生了偏差。所以我，在我的工作实践中，我努力地调试，调整。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底层的劳动者。我也的确有一部分的工农兵读者，的确有。最近有一个北大保安，叫做张进京，他天天看我的博客。他现在开始读书，读正经书。解放军的基层官兵，我也接触一些，他们读我的一些书。但是我反思，总体上仍然未能改变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我还是过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基本倾向和情趣还是这样的。但是我愿意向讲话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地靠拢。在这个讲话里边，毛泽东也说过了，他自己也有个转变过程，别人的衣服，如果是知识分子的，他可以穿，如果是劳动人民的，他觉得别扭，他不能穿，人总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也有一个过程，努力地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触。我倒是一直是这样的，没有改变过。我从小就觉得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没什么劲，从小就是和坏孩子打交道。我现在也喜欢在小饭馆里吃饭，跟一些民工说话等等。但是我现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立场仍然是一个士大夫的立场，仍然是带着我的趣味，好像有一个东西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个困惑。我就想，我们以前大量知识分子被改造后，为什么产生了怨恨、抗拒，然后到今天反攻倒算。我昨天看了范曾的回忆录，他说他到五七干校去劳动，他看成是一个迫害。但是范曾对毛泽东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还喜欢毛泽东的诗词，但是对那段生活，大部分那些人都有一种抗拒。共2页，当前第1页12

所以我想这个立场改造，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到底改造到什么程度。这就像儒家所说的无限的自我修养，这个无限的自我修养，对人要求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讲话用了很大的篇幅，掰开揉碎地讲要为什么人，为工农兵，为什么？这个讲话有一个环境，当时是抗日战争这个情况，我觉得中国今天的这个状况，现在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现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都空前尖锐，实质上的尖锐。但是在文化层面，没有得到显扬，人们群众意识不到。从文化工作角度来说呢，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

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这两者相比，应该更倾向于哪个？我觉得我们目前策略上应该更倾向于民族斗争。其实正是我们这些人，在努力地团结最大多数的同胞，宽容一切可以宽容的人。我觉得不宽容的，恰恰是那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是非常不宽容的。毛泽东讲的两个标准，一个是zz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zz标准第一。zz标准这一条，压迫者统治者利益集团，他们是做得最好的。从国家来说，美国是做得最好的。我在多年的观察思考中发现，美国是最讲zz的，都讲到每个人的骨子里。美国人基本上都有这个zz嗅觉。你一旦流露出对毛泽东的好感，他立刻整个身体都变化了。他就把你挂到一个文件夹里去了，他对这个文件夹敬而远之。他们这个zz工作是做得这么好，实际上他这是zz挂帅。但是他给你扣的帽子是你讲zz。zz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制高点，天王山一样的，他是要打掉你的zz意识，他却老要保持zz意识。这是一个必须要争夺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比较糊涂的。包括我自己，因为我在文学方面有士大夫的情趣，我有时候也会忽略掉一些问题。比如说前两年的那个《色戒》，一开始我没注意，后来是黄纪苏提醒我，我赶快去看，原来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zz标准。我觉得现在尤其要强调这点。因为zz标准讲的，不是一个口号的问题，而是一个对谁有利的问题。对哪些人有利，对哪些人利益大，对哪些人利益小，我觉得目前在国内，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向人民讲清楚，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但是对谁有利对谁有弊，这个利益的大小，要讲清楚。

现在民族矛盾是一个重点，但是我们心里要非常明白，根源还是阶级问题。不解决这个阶级问题或者不缓和矛盾，是不可能解决民族矛盾的。

这个“讲话”还谈了普及和提高问题。这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化机制就是打压向着工农群众的普及。我们的网络媒体大量地充斥着粗俗的色情的，直接刺激你欲望的东西。那个不是“普及”，那恰恰是迷魂药。普及不是说形式上的普及，它的内容应该是高尚的、高级的，应该包括着深刻的思想，而不是那些注了水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貌似为底层人民服务的，其实那些不是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对他们有利的。我前天在海峡卫视谈深阅读和浅阅读的问题。有一位嘉宾是南方周末的，他说人就应该浅阅读，人就应该读网络上的东西。因为这是人性的，大家都需要的等等。但是他说的需要呢，其实是被制造的消费欲望，包括消费文字的欲望，是把人们群众变成没有头脑的没有自制能力的人，推销什么，他就买什么。而我们所说的这个普及，它的骨子里应该是一种不谋商业利益的，为人民长远利益考虑的，形式上要容易懂的。在我们学术界这么做，是有非常大阻碍的，需要非常强大的意志力来这样做。因为我们实际上的第一读者是文化界的人，是文化界的同行。文化界的同行呢，有很深的阳春白雪情结，他会觉得你这种东西像通俗文艺，像郭德纲、赵本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