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共产党员：我的党员父亲

　　
父亲1946年入党时，还在山东革命老区，全国还未完全解放，党的工作时刻受到来自敌人的威胁。20岁的他担任了乡党委书记。当时党员开会都是在半夜秘密召开，散会时还不能一块儿走，相互之间不得见面，可见当时的形势何等严峻。然而正是这种险恶的环境，才真正锻炼了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硬的素质和党性！

　　1950年，父亲放弃了较好的工作环境，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穿上军装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去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区委干部，他想到前线需要更多的英勇战士，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动员了30余名区里的优秀青年一同去了朝鲜，一入伍就任排长的他冲锋在战斗的最前线，数次立功受奖，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朝鲜战争期间，大多数时间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一两辣子面，三两高梁面。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他们抗击侵略者的斗志。也正是因为当时恶劣的饮食条件和战斗环境，使父亲患上了终生备受折磨的胃病，并最终因此病离开人世。

　　当战争结束后，幸存下来的父亲被部队送回国上了3年的速成中学，幸福地扫了盲，这也是他一生的最高学历。

　　1963年周总理提出抽调20万军队干部支援边穷地区，当时军队干部的待遇远远高于地方，但父亲没有犹豫，坚决服从了组织安排。当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是提出尽量分到靠铁路近一点的地方，以方便回家探望年迈的父母，然而最后连这点愿望也没能实现。

　　当年他分到湖北省谷城县，报到时，因为火车只通到襄樊，还得转乘汽车到县城边上，再雇辆板车拖上全部家当，走了十几里路才赶到县城的工作单位。那时父亲工作的条件非常艰苦，交通条件又差，经济条件又不好，20多年里，他仅仅只有一次回山东老家探望父母。但我从未听到过他有什么怨言。

　　1968年父亲被安排到卫生院当院长，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从上任第三天开始就被打为走资派，戴高帽、挨批斗成了家常便饭。至今我仍然清楚记得，年幼的我常常爬在窗户上，偷看父亲戴着一顶一米多高的帽子被批斗的情景。但父亲始终不改他对党的无限忠诚。记得那时在家里，他经常在吃饭前带着一家人面对毛主席画像，背诵毛主席语录，他这样做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忠诚，决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走的形式。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他耳边时，他惊呆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

　　1983年父亲接近60岁了，即将退居二线。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希望在他退居二线后继续担任二线职务，但他坚决要ｓ一退到底＃炕再担任任何职务直到离休。?86年父亲得知自己身患胃癌之后，为了节省单位宝贵的经费，除动手术期间外，坚持不住院，而由我的母亲和妹妹们在家中照料，甚至去世前对他的急救都是在家中进行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和妹妹在深夜里冒着寒风，跑着到医院去为父亲取急救用的氧气和药品的情景。

　　父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86年他离休时一个月只有120多块钱的工资。当时在部队担任连长的我工资已高过他许多。一个工龄40年、党龄40年的离休干部，待遇竟低于工作才XX年的儿子。但父亲却从无怨言，我想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良好的党性修养。共2页，当前第1页12

　　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他除了用自己朴素的一言一行来影响和教育我之外，从未给我讲过什么大道理。他总是对我说：“要服务组织、服务领导，做好工作。”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他的优秀品质，过硬的党性，让我始终铭记在心。在当前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常常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父亲作比较，虽然我也是20岁时就入党，工龄也有30年了，可是我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与父亲当时的情况相比，可用“天壤之别”四个字来形容。

　　父亲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他的行为、作风、品质，就像一面镜子，时时刻刻照映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我想自己没有任何理由不把本职工作做好，没有任何理由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只有踏踏实实地工作，诚恳待人，不断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才不愧于九泉之下的父亲，才对得住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