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实际上是一部诗话，只是不涉及时人作品而已。不像《随园诗话》有假书传诗之嫌，亦有借人抬己之疑。钱先生对随园颇有微词，常有发难之语。如果单就趣味性而言，我以为《谈艺录》不及《随园诗话》，不搞专门研究者不一定要看。

　　《谈艺录》的特点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本）中补遗、补订、补正篇幅超过原文，释道儒墨阴阳家，英德法意希腊文，信手拈来，其才情博学记忆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资料的丰富罗列，为后人作某项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索引；但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有时是用不着举那么多例子的。（他自己在《管锥编》里说：贾谊《过秦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多举犹“一个孤僧独自行”“关门闭户掩柴扉”一样可笑了。

　　凡读过《谈艺录》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论名气多大的诗人，他都能在其诗作里找出沿袭前人的句子。如大诗人陆游，简直被他追得无地自容。

　　钱先生论唐诗宋诗的差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所谓唐宋诗是指风格而言，“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一般的说法，师法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但钱先生比较竟陵与公安两派，“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公安取法乎中，尚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可能是眼高手低吧。

　　“文贵曲，诗宜淡”，钱先生引古人言证之。贵直者人也，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诗到无人爱处工，俗人犹爱未为诗。直须作到无人爱，始是吾诗长进时。

　　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第一个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但花喻女人已流为俗套；好诗被学被尊为xx体，便不怎么新鲜了。

　　关于剽窃，须严格区分“改”与“袭”：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

　　司空徒《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是一个字不写。“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也；“著”有注解的意思。好像山水画，无笔墨处与点染处互相烘托，并不是无字天书或圆光之白纸。

　　关于诗与文的比喻，转引《围炉诗话》说明，非常形象。意喻之米，文如饭，诗如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尽变；饭使人饱，酒令人醉。

　　作诗须以不类为类乃佳；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见变化不测。“珠圆花上露，玉碎草头霜”，虽工不绝。这样说来，必“西班牙”对“东坡肉”，“三星白兰地”对“五月黄梅天”才妙。一笑。

　　韩愈同柳宗元的差别好像建房子，“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苏轼与黄庭坚的不同“犹丈夫女子之接客”，“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苏东坡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黄山谷缩头拗颈，欲出不出，有许多作态。

　　李商隐《锦瑟》诗非“悼亡”之意，而是以古瑟自况。“诗冠全集，倘非偶然，则略比自序之开宗明义。”首“锦瑟”两句，言景光虽逝，篇什犹留，毕世心力，平生欢戚，开卷历历，“借此中传”；次“庄生”两句，言作诗之法，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中“沧海”两句，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末“此情”两句，乃与首二句呼应作结，黯然于好梦易醒，盛筵必散。

　　《谈艺录》一书，博大精深，根据读者自身的学养差异，给予你不同的收益。功底深的，得到便多；像我辈浅薄者，只能学到一点简单的知识，如韩非为什么叫“韩非子”而不称“韩子”之类，读不读意义不大，实在对不起钱先生的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