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重大和明显的事情的真相呢？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注意到这些。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遗产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丢失了的权利呢？时至今日，是否许多西方人还要知道这些真相，恐怕都很有疑问。因为我们总满足于认为，我们现有的地位是靠自己经过孤立无援的努力而达到的，我们是一切才能和技能的值得夸耀的主人。”

这是美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在他的作品《the genius of the china》---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 中的序言。这本1995年出版的书刊在学术界公认为是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浓缩精华本；李约瑟本人也在序言中赞许此书是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精彩提炼。它用通俗的语言列举了中国古代的一百项天才的发明，书中的文字和图片仿佛把读者们带到了数千年前，带到了那些上观天象，俯察地理，通达人世变迁的祖先身边。

在感慨古代中国人卓越智慧的同时，我也体会到了作者本身对于中国文化那股强烈的热情。反观自己，尤其是当我发现书中有近一半的发明项目是我闻所未闻的内容之后，我更是不犹得深感惭愧，而正是这些发明，曾改变过世界发展的进程。

目前在各国的学术界已经有个这样的共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大量发明创造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正像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类似的或照搬的发明与发现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位居‘世界第一’。””

当然，“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如雷灌耳，这些人类史上里程碑似的内容曾伴随着每一个国人的成长历程。在奉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今天，还来不及让国人了解中国绝不仅仅是四大发明，就因近代科技的缺乏，让很多虽然有着灿烂历史的中国人的内心蒙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阴影。

“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中国都有哪些成就，其贡献如何？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更是让这璀璨的历史仿佛陡然成为负担，更是引发了学术界旷日持久的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中国人乐于从自然中寻找答案，在浑浊中思考真理，这是中国无法建立具备实验和理论体系的科学的根本原因。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科学。而最终争论上升到什么才是科学这一有关定义的层面上。李约瑟难题同样激起了文化领域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无从谈起。”这从本质上颠覆了中国古代发明的历史意义。

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遭遇了太多的苦难，在发展的道路上又饱受着新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的匮乏与挫折感使叛逆情绪在文化界弥漫开来，先进而普适的哲学与人文成为方向，人们心目中“价值”的重要性已经远远地大于“意义”。这使得我们丧失了去冷静而客观地衡量或者评判我们历史文化的能力，更是难以真正的体会到我们祖先那些创造的激情。就象文章开始的那段序言所描述的那样，真的有很多人已经对这些记忆淡漠了。

李约瑟在撰写《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的母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有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科学具有人类其他活动领域如zz、经济等所不具备的特性，科学就是实现大同理想的最佳手段。而科学的基本态度，就是客观。就我看来，科学并没有经验性科学和实验性科学的区别，只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总结，这些总结从来不带有任何好恶的感情色彩。科技和先进没有同等含义，科技不能因为它的质朴而否定它的存在。

无论《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这本书的作者出于什么动机，或者含有什么样的热情。或者书本身是否是“民科”，将会被赋予什么样的“使命”，这些并非值得我们去关心的内容，作者只是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将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类生活相关联的内容发掘了出来，并一一罗列，让人们有机会通过它们系统性地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伟大成就。在这些林林种种的发现和发明间，我们其实也并不需要在乎它们是否是世界第一，但它们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了解的有关我们自己的过去，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内心深处感悟到这些发明和发现所存在的意义，我同样相信，我们的祖国不仅拥有历史，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