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的档案事业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起步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有的部队甚至没有留下档案。为了保存档案文件，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我军档案事业才有了长足进展。但由于历史原因，直到80年代初，我军还没有自己的档案馆，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档案资源体系，不少历史档案还成捆成堆地码放在洞库，连基本的整理和分类工作都没有进行。

刘义权从事档案工作的30多年，正是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立和形成的重要时期。

30多年来，刘义权收集的各类档案，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到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在军队档案系统中，大家公认刘义权做档案收集工作时间最长、收集整理的档案最多、做出的贡献最大。

一位同事感慨：“在民间收藏热情高涨的盛世，老刘征集的珍贵历史文献，每张旧纸片都是红色收藏的经典，要论收藏价值，他完全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可老刘两手空空，他所想的只是为了竭尽全力丰富军队档案资源！”

征集工作是我党我军档案资源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由于战争原因，我军历史上许多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的历史档案还存在空白，急需进行抢救性、保护性征集。刘义权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跑了2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对散落在各类机关单位、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以及民间的军队历史档案进行了重点征集，取得了大量珍贵史料。

一年，刘义权得知浙江、福建等地市县党史办有200余件珍贵的红十三军档案资料，非常兴奋。红十三军是1930年5月在浙南建立和开展对敌斗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一支红军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两年多失败。这支红军部队的相关档案资料当时在解放军档案馆还是空白。

刘义权马上向馆领导汇报，急匆匆买了一张硬座票就挤上了赶往该地的列车。到达目的地后，他反复与当地文史部门交涉，在南方雨季里等了7天，最终在地方有关部门支持下，完成了征集任务。这批珍贵档案，不仅对系统研究红军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在以后举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档案史料展览上，成为一个夺目的亮点，引起广泛关注，反响十分热烈。

我军高级将领档案是军队档案资源重要组成部分，刘义权在征集中想方设法挖线索、找档案、争资源，对形成完整的高级将领档案做出了重要贡献。

90年代初，刘义权了解到聂荣臻元帅原工作人员处存有2800多张照片和档案资料，多次诚恳与工作人员沟通协调，达成了进馆保管的共识。后来，某纪念馆想抢先收集这批宝贵档案，刘义权赶到现场和对方交涉，反复强调聂帅是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按照档案归属有关规定，档案应由解放军档案馆来保管，我们可为纪念馆提供一套复制件，保证了档案顺利进馆，为建立聂荣臻元帅人物全宗档案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1年7月，刘义权听说粟裕同志秘书处存有重要档案资料，就登门拜访，向他介绍解放军档案馆的保管条件，诚恳地说：“放心交给我们吧，今后要用档案，随用随调。”秘书被刘义权的执著精神深深打动，把粟裕大将2100多份文件资料、录音磁带和珍贵照片交给解放军档案馆，使得粟裕大将个人全宗成为馆藏最为完整的高级将领个人档案之一。

当国家重点图书《红军将帅手迹选》编辑人员调阅、甄别、筛选粟裕大将档案资料时，看到如此珍稀完整的档案卷宗，深为解放军档案馆的丰富收藏所折服。《红军将帅手迹选》最后收录有红军经历的78位将帅珍贵手迹380余幅，选用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档案200余件，其中有50余件是刘义权直接征集进馆的。

刘义权对革命先烈无限敬仰，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收集、保护各地革命烈士的档案资料，以此作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的重要方式。现在，解放军档案馆保管的大量革命烈士档案，许多是经刘义权之手收集的，这些档案查证了数万名革命烈士和失踪人员的下落，并在有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山铺战役是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次著名战役，取得了重要战果，战斗中我军也牺牲了数百人。1989年，有关地方政府筹建该战役烈士陵园，急需革命烈士的档案资料，派专人到解放军档案馆求助。刘义权从当年在安徽、河南等地征集的档案中找出20多份重要资料，包括高山铺战斗详报、烈士名册等。这些档案详细记载了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以及牺牲的时间和地点，在烈士陵园陈列布展、树立烈士墓碑等方面，都成了基本依据。

1996年，为纪念竹园铺战斗胜利50周年，四川某地政府准备修建战斗胜利纪念碑、纪念馆，刘义权和同事们从四川等地征集40多件档案，发挥了重要作用。纪念碑建成后，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亲笔题写了“成都战役28师竹园铺战斗胜利纪念碑”碑名。

研究我军发展壮大的革命历史不仅需要我军丰富的档案史料，还需要从其他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刘义权对有关国共合作、国民党起义将领等相关档案也很重视。

1999年，刘义权经多方查证得知四川某单位存有国民党起义将领的重要档案，这部分档案在解放军档案馆馆藏中存量较少。为将这些珍贵档案征集进馆，填补空白，刘义权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到曾任总政群工部部长的邓先群同志，恳请帮助。邓先群同志看他对工作这样执著热心，随即写了一封信。刘义权带着信马上到四川省找该单位领导，商谈征集事宜。

1990年8月，刘义权经多方调查了解，得知陕西秦岭山区藏有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方面的珍贵档案。当时，他患严重的胃病和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到医院检查没等检查结果出来就出发了。当地交通不便，不通汽车，刘义权和同事冒雨徒步走了10多公里，趟过齐腰深的嘉陵江支流，才到达征集地。经过反复做工作，对方答应移交800多件原件，同时提供3000多件复印件。由于复印设备落后，原定计划一个月的工作量，干了两个多月，最终满载而归。

熟悉刘义权的同事都说：“老刘见到革命历史档案就像见到稀世珍宝，恨不得全部划拉到档案馆来，那种工作劲头让人不能不敬佩、不感动！”

刘义权在工作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做好档案收集工作，必须从制度上探索加强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有效办法。针对军队档案系统移交、接收档案过程中存在随意性大，缺乏统一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的问题，刘义权刻苦钻研档案理论和法规制度，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主笔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接收文书档案细则》，内容涵盖档案接收工作各个方面，共有15个方面的标准和7个附件、13个附表，于1994年以总参办公厅名义下发。这是我军系统规范军队文书档案移交、接收工作的法规性文件之一，对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义权和同事们历经千辛万苦征集的党和军队的历史档案，成为党和军队的宝贵战略资源。刘义权对自己亲手征集的档案如数家珍，使它们在党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